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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6章 道的无名与专名(2/3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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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程中悄悄散。

就是这样:大了就可能完。任何一言说大概都免不了一在拥中衰亡的命运。第一个把女人比作鲜的人是天才,但十个人都这样说的时候,跟者便成了庸才和蠢才。鲁迅刻,但不能保证一切仿鲁迅都能刻。沈从文优雅,但不能保证一切仿沈从文都能优雅。恰恰相反,任何言说的词汇、句式、章法、意象、旨趣都在遗传和染扩散的过程中,越来越远离原创的标,只留缺血的仿冒。

在这里,言语活动同样再一次经历着与价值的遭遇和告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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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样看来,言语中的价值注,常常是不可重复的初恋,是一次事件。言语的生命力永远只能新生,不能再生,更不能成传家宝一代代往传。在这个意义上,我们谈论鲁迅、沈从文等一切有价值的汉语写作,与其说是肯定他们的言语,毋宁说是肯定他们对言语的创造;与其说我们受到了他们言语的价值光辉,毋宁说我们是在怀恋和追忆他们创造那言语时所爆发来的价值光辉——那只是一闪电,虽然定格在书卷,却无法挽留。只有糊涂虫才企图通过模仿来对那些言语的活力实现收藏和占有。

中国禅宗调“隐无名”、“言语断”、“随说随扫”,表达了前人对任何语符最彻底的不信任。他们的“”不可以在任何静止和孤立的表述里定居,同时也可以在上述任何表述中降临,包括说粪说,说金说银,都可以释佛。他们对语符与义涵之间这

白话文与大众的联姻很短暂,朦胧诗与觉化的联盟也并不牢固,这一类现象证明,语言也好,言语也好,任何形式和载可以与特定的人文价值有一时的相接,却没有什么牢固不变的定择关系。语境变,则义变,功能变。这如同日常生活中,一句脏话,此时可以表示厌恶,彼时也可以表达亲昵;一句红卫兵的号,昨天可以成为政治运动中的恐怖,今天却成为怀旧时的亲切或者表演中的搞笑。有那么多经历过“文革”恐怖的中国人,听到“文革”语录歌时居然一往,心怒放,这最常见的语言经验,足以证明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极其脆弱,没有一成不变的连接。

这没有什么奇怪。离开了特定的社会环境、文化格局以及生命实践的各复杂条件,任何语言都只是一些奇怪的声波和墨迹,没有任何意义,更没有什么神圣。鲁迅的表述一旦离开了鲁迅的语境,就完全可以移作他用,比如成为政治运动中的语言暴力。沈从文的表述一旦离开了沈从文的语境,也完全可以一无所用,比如成为三文人在一篇篇酸文中无聊的引征或抄袭。当然,与此相反的逆过程,比方说在语言中变废为宝和石成金的过程,也同样存在。李锐的小说《无风之树》差不多是一场语言的泥石,其中夹杂着很多“文革”时期的话,即那些言义相违或有言无义的语言僵尸。但这些材料在李锐的语境里获得了一反讽意义,呈现新的价值,无异于僵尸复活。在这里,创造并非生造,推陈新常常也是翻陈为新(i·乔伊斯造一些字典上没有的新字,可算是于偶然的需要)。语言遗产在模仿家那里的死亡,在创造家那里则可能是休眠,是燃煤生成之前的腐积,将其翻用于恰当的语境,就有能的成功激发。因此,语境是语言的价值前提。语言生命(鲁迅、沈从文等)可以在另一语境里成为僵尸;而语言僵尸(“文革”话等)也可以在另一语境里焕发生命。创造家们既非复古派亦非追新族,其创造力首先表现在对语境的、判断、选择以及营构,从而使自己在这一而不是那一语境里获得最恰切有效的语言表现——价值就是在这个时候潜词语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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